从曾胜贤一案看公权滥用的危害

来源:北京范文网   时间:2012-11-09 15:29:34

——公然以非法扣押款起诉和判罪,在中国司法史上之罕见

    曾胜贤,男,56岁,四川省资中县人,汉族,大专文化,原系资中县环保局局长,党组书记。
    曾胜贤被陷“受贿3万元” 一案,请求各级法院排除一切干扰, 对本案的实体、程序进行客观公正的经得起社会、历史、法律检验的审査,并对以下问题依赖于客观事实、合法的证据准确定性:
    一、银化公司该款究竟是给资中环保局单位或者是给曾胜贤、张松林个人?
    二、资中环保局向银化公司出具的借条究竟是客观真实或者是伪造掩盖受贿?
    三、曾胜贤安排张松林保管该款究竟是履职行为或者是曾胜贤、张松林的个人行为?
    四、张松林擅自拿3万元现金放在曾胜贤家中,这究竟是张的个人行为或者是曾胜贤与张共同故意的行为?
    五、曾胜贤安排张松林将6万元现金交给施工单位用于资中环保局办公楼修建,这究竟是曾胜贤履职行为或者是“得知”汤寿坤被双规而“败露后”被迫交款的掩盖行为?
    六、资中检察院从曾胜贤妻子处扣押的3万元现金,这究竟是曾胜贤的家庭合法财产或者是曾胜贤的“所得赃款”和“退赃款”?
    七、本案从侦查起诉,到审判、监督、执行等程序中是否均存在违法?
    一、本案卷宗证据材料证明:
    (一)银化公司该款是给资中环保局单位,并非是给曾胜贤、张松林个人,曾胜贤、张松林不具备受贿的客观要件。
    1、王治仲(银化公司原董事长)2001年6月29日,向内江市检察院证实:“其中由我方帮助他们解决10万元的报销,吕新与我商量,干脆直接拿10万元现金给监理站……,落实资金来源后,我和吕新就当面安排汤寿坤具体办理提款和交环保局”(见证53、54页);
    2. 吕新(银化公司原总经理)2001年6月17日,向资中检察院证实:“王治仲对我和汤寿坤说:环保局因修房急需资金10万元向我们公司借”(见证62  页);
    3、汤寿坤(银化公司原总会计)2001年6月29日,向内江市检察院证实:“当时王治仲又表态要给县环保局解决一些费用,所以当天吃了午饭,王治仲就安排我从甘德斌那里拿了10万元给环保局的张松林”(见证58、59页);
    4、张敏刚(资中县环保局原出纳)2003年9月3日,向内江市中级法院提供书证证实:“在1999年期间,由于局上业务经费困难,曾胜贤局长安排,将未经签字的票据由我收集拢来,统一由单位出面找企业解决,当时交到我处的有张松林、韩永军、张战胜等人经手的票据,大约有3万元以上的金额……,”(见补充证据1页);
    以上诸多证人证言,互相印证、互为关联、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银化公司该款是给环保局,在上述证据中经过交叉印证,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因此曾胜贤、张松林二人不是接受银化该款对象,客观上也不存在收受贿赂的条件,这是由证据证实的基本事实,如果连这个基本事实都歪曲,其判决的公正性就不复存在。
    (二)资中环保局向银化公司出具的借条客观真实,并非伪造所谓掩盖。
    1、资中检察院2001年6月12日晩在张松林办公室搜查出来的“资中环保局向磷肥厂借款10万元”的借条(见证68页)
    2、环保局办公室人员刘兵2001年6月 19 日向资中县检察院证实:“借条是我局监理站长张松林拿来盖的……,章是我个人管倒的……,按规定盖章必须看了内容再盖,想来我是看了内容才盖的章”(见证70页);
    3、甘德彬2001年6月18日向资中县检察院证实:“是借了10万元钱给银山化工集团……,我看了这张借条,其原件是在我那里,至今由我保管着”。(见证205、206页);
    4、吕新2001年6月17日向资中县检察院证实:“甘老五说:‘(甘德彬)如果银山化工不还,我就找你环保局要钱’。曾胜贤说:‘我负责还这10万元钱,等我环保局的办公楼办决算后,我就还你的钱’”(见证65、66页)
以上证人证言交叉印证,互为关联,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曾胜贤履行时任局长职责,安排张松林向银化公司出具借条,将银化该款转化为合法合规的借款。所以该借条的真实性、有效性却是不容置疑。即谁依法持有该借条,均对资中环保局享有借条载明之债权。资中法院经再审和抗诉审认定“曾胜贤安排张松林给银化公司补办的借条,加盖环保局公章及王治仲签字都是真实的”。 即环保局与甘德彬形成了民事借贷法律关系,故本案不受《刑法》调整范围。
    (三)曾胜贤安排张松林保管该款是履职行为,并非曾胜贤、张松林的个人行为。
    1、四川海峡律师事务所陈勇律师2002年7月10日询问张松林“你给单位上保管过其他钱沒有”?张松林回答“保管过”(见补充证据4页)。
    2、资中检察院2001年6月12日晩,在张松林办公室收走了单位小金库收支凭证,但未开列清单交给张松林和环保局,向法院移交时隐瞒了这一重要情节和证据,掩盖了张松林为单位保管小金库资金和小金库也有帐的事实(若需要小金库收支凭证,才能证明曾胜贤与张松林的履职行为和清白,我将不惜生命也要向资中检察院索取)。
    3、环保局会计钟水贞2001年6月27日向资中县检察院证实:“我知道的只有在2000年和2001年环保局……拜年,具体支出有一个清单,是张松林保管到的”(见证80页)。
    上述事实证明:张松林是县环保局单位小金库保管人,且小金库收支有帐的事实却是不容置疑。足以证明曾胜贤安排张松林保管银化该款是履职行为,而不是个人的行为。
    (四)张松林擅自拿3万元现金放在曾胜贤家中,这是张的个人行为,而不是曾胜贤与张共同的故意和行为。
    1、侦查机关2001年6月13日询问张松林“哪门你想到6万元中拿3万元给曾胜贤呢,你们商量过沒得”。张松林的回答是“沒有商量过”( 见卷宗材料第二卷第121页)。
    2、侦查机关2001年6月24日再次询问张松林“磷肥厂给你和曾胜贤10万元钱,你同曾胜贤商量过沒有”。张松林的回答仍然是“我同曾局长沒有商量过”(见卷宗材料第二卷第148页)。
    3、2001年9月28日原审法庭上审问张松林“曾胜贤具体讲拿多少给他沒有”。张松林回答“沒有”(见原审刑事审判笔录第31页)。
    4、2002年7月10日四川海峡律师事务所陈勇律师询问张松林“这笔钱你保管后,你们商量过怎样处理沒有”?张松林回答“沒有,曾局长只是喊我保管倒”。张松林在同一材料中证实:“2000年的农历最后一天,我把6万元中的3万元用报纸包起,揣在我的马夹荷包里,外面还穿了一件西装,到曾局长家里去,到他家时,是曾局长给我开的门,当时曾局长正在走廊上烧钱纸祭袓,就喊我进去座,我就直接走到他卧室里去了,把钱放在他卧室组合柜上的一个纸合子里面,当时他并不知道我放了钱,后来我准备走,曾局长就说今天是过年,不能走,添人添筷子,并喊我去给他弄鱼,吃完饭过后,我走时,曾局长送我到楼底下,我对曾局长说组合柜上的东西你捡好”(见补充证据5 页)。
    陈勇律师再次询问张松林“曾局长收到3万元钱后,给你讲过些什么?”。张松林回答“批评了我,说我拿3万元钱给他干啥子,说你那3万元钱不准动,并说要调整我的监理站长职务。2001年春节同事到我家里来耍,曾局长也来了的,曾局长对我说你那3万元钱你动沒有,我说动了一些,曾局长又狠狠批评了我,叫我那个钱不能动,用了的把它逗拢来”(见补充证据5、6页)。
    以上事实证明:曾胜贤与张松林在对待银化该款问题上,从来都沒有共同的故意,也沒有共同的行为。曾胜贤对张松林私自放的3万元款分文未动的暂保管,资中法院经再审和抗诉审均认定“原审对2001年4月10日前曾胜贤是否占有使用过该款无证据证明”,即使张松林短时间挪用了一部份,曾胜贤便釆取强硬措施逼其张松林贷款归位。在本案中,审判机关沒有任何证据证明曾胜贤与张松林商量过要将银化该款分给个人所有的事实。显然曾胜贤与张松林其共同犯罪的事实不复存在。
    (五)曾胜贤安排张松林将6万元现金交给施工单位用于资中县环保局办公楼修建,这是曾胜贤的履职行为,而不是审判机关认定的所谓“得知、败露后”交款的掩盖行为。
    1、资中县环保局办公楼承建人吴培胜2001年4月6日向环保局提交了附属工程(预)决算表,要求环保局支付附属工程款(见补充证据 8、9、10页)。
    2、四川内江汉安律师事务所张昌宏律师2003年5月16日对环保局办公楼承建人吴培胜的调查询问证实:“环保局装饰及附属工程预、决算表是2001年4月6日编制出来的,当天下午就交给了曾胜贤,曾胜贤当时说这个表转给朱局长审核,并先筹一部份钱在下个礼拜付给我”(见补充证据15页)。
    3、四川内江汉安律师事务所张昌宏律师2003年5月23日对环保局副局长朱建国的调査询问证实:“预、决算审查,曾胜贤是安排我和当时的办公室主任张占胜在负责,吴培胜在2001年元月份找我们要钱,我们就叫他把预、决算拿出来……,所以吴培胜一直拖到2001年4月6日才把装饰及附属工程预、决算表交给曾胜贤,曾胜贤又将预、决算表转给我……,我们审核后也打印的这个时间”(见补充证据19页)。
    上述证人证言证据互相印证,互为关联,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曾胜贤根据办公楼承建人吴培胜提交的装饰及附属工程预、决表安排的该款,是履职的行为,与所谓“得知”、“ 败露”无关联。资中法院经再审和抗诉审均认定“原审无曾胜贤、张松林从何处‘得知’汤寿坤被双规的证据”。而省高院该判决所谓“败露后”交款也无任何事实证据证明。
    (六)资中检察院从曾胜贤妻子处扣押的3万元现金,是曾胜贤的家庭合法财产,而不是公诉、抗诉、审判机关认定的“所得赃款”和“退赃款”。
    1、资中检察院2001年6月25日从曾胜贤妻子处非法扣押3万元现金(见补充证据21页)。
    2、资中县检察院2008年12月16日出具曾胜贤领款凭证证实:“资中县检察院于2006年1月13日将2001年6月25日从曾胜贤妻子处扣押的3万元现金依法退还给曾胜贤,并支付了利息(见无罪新证据2、3页)”。证明资中检刑诉(2001)184号起诉书将3万元非法扣押款起诉指控为“案发后,被告人曾胜贤所得赃款已退出”,其指控的事实证据错误(见证据50页)。
    3、资中县环保局2009年9月15日出具修建办公楼工程款结算说明证实:“根据局主要领导安排,与吴培胜结算了全部工程款,其中包括原乐兴公司(即吴培胜)收到张松林代我局交付的建房工程款6万元(见无罪新证据1页)”。证明本案涉案款6万元已用于修建资中县环保局办公楼,即已转化为国有资产,曾胜贤未非法占有涉案款,曾胜贤何罪之有。
    4、资中法院2009年11月18日向曾胜贤复函证实:“本院在(2001)资中刑初字第202号刑事判决书中已作出认定,即资中县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6月25日收到曾胜贤的扣押款3万元,已作为其退赃3万元的事实认定(见无罪新证据4页)”,以此坐实曾胜贤“退赃认罪”。证明资中法院(2001)资中刑初字第202号刑事判决认定的“案发后,被告人曾胜贤向资中县人民检察院退赃3万元”的事实错误(见证5页)。省高院维持如此荒唐、低级的刑事判决,这是本案无法掩盖错误判决的客观事实。
    综上1、2、3、4、四组证据证明:省高院维持资中法院(2001)资中刑初字第202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确实错误,即公然以非法扣押曾胜贤3万元合法收入起诉、判决曾胜贤受贿罪,这在全国乃至世界司法史上均属首例、首创、罕见。
    (七)本案从侦查起诉,到审判、监督、执行等程序中均存在违法。
    1、本案侦査程序违法,曾胜贤自证其罪的“供述”不得作为定罪依据。
    资中县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屡屡违法,且违法行为、情节均有在卷材料证实,却不是省高院《驳回》一句“你(指曾胜贤)无证据证实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存在违法取证的行为”就可以从案卷中抹掉的:
(1)资中检察院违法(超期)传唤,非法折磨曾胜贤,逼供、诱供。
    曾胜贤自2001年6月14日下午五点被叫至资中县政法委书记许蜀宗办公室,并迅即被带至资中检察院进行讯问,至2001年6月15日下午20时许将曾胜贤交至资中看守所并宣布刑事拘留,历时27个小时。期间,资中检察院办案人员对曾胜贤实行车轮战(通宵达旦,换班讯问)和肉体折磨(强光照射、不准休息、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并进行诱供、逼供(谎称只要按他们意图配合就可以回去,不会追究你的责任,且编造供述,诱骗签字等),以上情节,曾胜贤在申诉材料中已多次提及,且有案卷材料证实【从2001年6月14日至6月15日曾胜贤被刑拘前形成的五份讯问笔录时间、内容、讯问人等即可完全看出曾胜贤被超期传唤和通宵达旦被车轮大战、诱供、逼供的情节(见证据89、101、103、117、122页)】。
    (2)资中检察院侦查人员先入为主,主观归罪,作不实的讯问笔录。
    案卷材料中载明:“加之数额大,我们得到很害怕”是郑家明事后作的添加记录,因字迹、字距与前后不一,其内容无连续性和关联性(见证据118页);“指我和张松林分掉剩下的6万元钱……”,其内容在括号内,这显然是执笔人江富春强加给曾胜贤的不实记录(见证据140页);“‘默认’我是在你们的‘引诱下’说的,‘思想上和形式上都把钱占有了’不是我的原话”(见证据133页);“6月15日的记录有些不是原话”(见证据 142 页),为什么不客观记录曾胜贤原话?由此可见,案卷材料中反复留下了类同违规取证的破绽和痕迹。足以证明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先入为主的编造和作不实的虚假记录。
    起诉科长张泽华、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的这类讯问及其笔录不仅针对曾胜贤,即对证人的询问笔录中也随处可见:都是赤裸裸的先入为主、带框定调、诱导式的直问、逼问(见证据112、、114、117、149、152、153、155、158页),早已将曾胜贤作为了受贿犯罪被告人,根本不容申辩,对曾胜贤的申辩不予记录,且作不实记录。
审查起诉的科长张泽华在侦查阶段就一同参加,如此置法律于不顾的作法,怎能保证证据的合法性和客观公正性(见证据149、153、158页)?
    (3)伪造“同步”录像,欲盖弥彰。
    因资中检察院的前述违法行为毕竟见不得天,于是资中检察院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等人为了证实他们的侦查行为合法,便假惺惺地搞了一个所谓同步录像。但该“录像”却并不是同步的,而是在对曾胜贤进行人身摧残取得侦查人员想要的“供述”后演出的。这有刑拘前最后一次笔录为证(2001年6月15日19:20笔录,在卷P34),侦查人员郑家明明确记载“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你对你和张松林接受银山化工10万元钱的事情作了陈述,我们也作了记录,现在我们按照法律规定对你进行视听资料制作,进行录音录像,希望你配合我们做好此项工作(见证据122页)。”于是,曾胜贤按照侦查人员的导演开始演戏,照着侦査人员编造的“笔录”念,期间,曾胜贤不慎将笔录拿高了,可能该动作被摄入镜头,便被导演检察官迅速要求拿下去(即不要被看出是在照着笔录念)。现在如果资中检察院拿出这个“同步”视听资料,应该能看到这一情节!
    最高人民检察院为防止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要求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这即是资中检察院告知曾胜贤之“法律规定”。确凿的证据表明,资中检察院在对曾胜贤进行讯问时,进行的不是同步视听,而是事后演戏。资中检察院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同步进行视听资料采集?显然是为了掩盖非法讯问的事实,显然是怕真实的讯问过程被人抓住把柄。除此,不能得到其他解释。
    (4)扩大诱供队伍,巩固诱供成果。
    资中检察院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等人可能担心纸包不住火,其前期逼供、诱供成果可能随着曾胜贤心智的逐渐恢复而功亏一篑。于是趁着曾胜贤之妻及其朋友“病急乱投医”,请侦查人员帮忙时,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将计就计”,谎称只要你们配合做曾胜贤工作,曾胜贤明后二天就可以回家。于是,曾胜贤之妻及朋友便按照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的要求和授意,积极地、语重心长地不断给曾胜贤传达只要按照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的要求配合好,明后二天就可以回家的信息。
    于是就有了如下闹剧的上演。
    2001年6月24日、6月29日,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欺骗许某、林某并利用他们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和意思给曾胜贤起草欺骗、诱供、威胁的劝告信,然后叫曾胜贤妻子抄写,作为妻子对曾胜贤的“规劝”(见证据166、167、170、171、172页)。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等人多次将这样的信件违规直接带进资中看守所交给曾胜贤看(他们也知道这种做法违规,在曾胜贤看了信后便马上将信件销毁)。让亲人的哭诉和“晓以利害”动摇曾胜贤对原则的可怜坚持。趁着曾胜贤精神再次崩溃,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立即利用其他涉案人员的供述,参照2001年6月15日编造的侦查记录,又精心编制了曾胜贤的所谓供述,使曾胜贤陷入了侦查人员精心设下的陷阱。
再之后,林某、许某按照资中检察院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的要求,多次与曾胜贤之妻商量起草“劝告”信,通过看守所管教转交曾胜贤。这些信件曾胜贤在看守所转交了一审辩护律师,现这些信件也在案卷中【此有复印件(见证据161、162、163、164页)】。
    可能是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担心曾胜贤不相信信件,思想出现反复(翻供),为了证实亲人、朋友的“劝告”的真实性,以巩固诱供成果,甚至侦查人员在提讯曾胜贤时,违法直接拨通许某手机,并叫曾胜贤接听、通话,许某按照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的事前授意通过手机对曾胜贤进行“规劝”(见证据167、173页)】。
    资中检察院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的这一招很有效,曾胜贤相信了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只要认了明后二天就可以取保候审,才有机会找到县领导讲清事情”的许诺,从此与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进行了很好的配合,侦查人员江富春、郑家明需要什么就记什么,曾胜贤不再申辩和较真,对“笔录”签字画押完事。
以上威胁、诱供事实,有许某、林某、曾胜贤之妻依法向审判法庭出具的书证(见证据165—179页);有林某等人依法出庭质证的庭审记录明证(见证据180—186页)。
    (5)公然捏造曾胜贤的“退赃”情节,故意隐瞒事实真相起诉。
    本案最清楚不过的事实是:涉案款6万元在立案之前二个多月即2001年4月10日由张松林交至环保局办公楼承建人作为了建房工程款(见证据85页)。但资中检察院不顾这一事实,在2001年6月25日侦查人员江富春等人诱骗曾胜贤之妻交出3万元扣押款(见证据48页)。资中检察院起诉科长张泽华将此3万元扣押款作为曾胜贤的认罪情节被写进起诉书,即“案发后,被吿人曾胜贤所得赃款已退出”(见证据50页),资中法院也据此认定曾胜贤“退赃3万元”(见证据5页,见无罪新证据4页),曾胜贤的受贿罪就是这样被强行武断认定的。在追罪后,资中检察院又将该3万元扣押款依法退还曾胜贤并支付了利息。这是资中县检察院、法院制造冤、假错案的铁证。
    (6)侦查人员江富春对证人吴培胜非法使用警具和实施暴力。
    案卷材料表明, 2001年6月13日,本案证人吴培胜被叫到资中检察院协助调查。侦査人员江富春当场将吴培胜戴上手铐并铐在桌子脚上,并用拳头猛击、用脚猛踢吴培胜身体,违法对证人吴培胜使用警具和实施暴力,致使吴培胜受伤就医。以上情况,证人吴培胜向审判法庭依法出具了书证,并依法出庭与检方质了证,检察机关无法提出异议,据有庭审记录明证(见证据187、188、181、182页)。
    上述种种违法事实,通过卷内材料即可得到证明,省高院审判法官为什么就看不到呢?这是对法律无知,或者是基于对公民权利的漠视而草率定案,或者竟如坊间广泛传言“官官相护”的潜规则一般,曾胜贤目前虽不得而知,但曾胜贤将不惜生命也要讨此公理,曾胜贤相信偌大一个中国还有讲理的地方。
    2、本案审判、执行、监督等程序中均存在违法。
    (1)资中法院初审判决和内江中院终审判决审判程序均存在违法。
案件材料表明:资中法院初审时曾胜贤只进行了陈述和提交了辩护材料,在庭审时未给曾胜贤的辩护权利,请详査庭审记录。资中法院经再审和抗诉审理后二次均依法宣告曾胜贤无罪;内江中院经二次抗诉审理后确认曾胜贤不构成受贿罪,应依法宣告曾胜贤无罪,可内江中院(2004) 内刑终字第27号刑事判决,却独立于控、辩、审理范围之外,判决曾胜贤犯单位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显然资中初审判决和內江中院终审判决严重违背《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即审判程序违法。
    (2)资中法院对曾胜贤宣|判缓刑后,未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违法超期羁押,巧妙剥夺曾胜贤上诉权。
    案卷材料表明:资中法院2001年10月8日向曾胜贤送达(2001)资中刑初字第202号刑事判决书并当日签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55条规定,2001年10月8日对曾胜贤就应变更强制措施,改为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但资中法院在2001年10月19日才作出《取保候审决定书》,取保期限为三个月,并编造本案正在审理(见证据189页),而忽视已宣判的客观事实,从而适用法律错误,即审判程序违法;资中检察院既是执法机关,又是执法监督机关,公然违法超期羁押曾胜贤11天(见证据190页),即执行程序违法,其目的在于巧妙剥夺曾胜贤上诉权(驻所检察官杨正武告知,若上诉就继续关押,因曾胜贤有肝病,急于出所就医,被迫不敢上诉)。
    (3)检察机关在内江中院判决生效一年后无新证据提出抗诉,于法无据,毫无司法效率。
    案卷材料表明:内江中级法院经第二次抗诉审理后,于2004年7月8日作出(2004)内刑终字第2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曾胜贤犯单位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见证据32页)。内江市检察院对该终审判决未提出异议。但曾胜贤认为其犯罪主体已改变,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的规定,应依法宣告曾胜贤无罪,而内江中院直接曲判单位犯罪,即审判程序违法。因此曾胜贤不服,并不断的向省高院、省人大提出申诉。此时,省检察院在内江中院判决生效一年后的2005年7月8日作出川检刑抗(2005)6号刑事抗诉书,其抗诉的理由是“原审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见证据195页),既然认为内江中院的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为什么当时没及时提出抗诉,而是在曾胜贤申诉期间,判决生效一年后才提出抗诉呢?且未提出任何一个新证据。可见该抗诉在判决生效一年后才提起、理由不充分,于法无据,毫无司法效率。曾胜贤有理由相信,该抗诉是对曾胜贤之申诉实施的打击报复行为,违背我国《宪法》第41条之规定。
    (4)本案省、市、县三级主诉检察人员均由资中县检察院的起诉科长张泽华一人代理。显然,法律监督程序违法。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每一审每一级的法院审判人员都应由不同的法官担任,以克服个人主观偏见,保证公正司法、裁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颁发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章第44条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公诉案件,同级检察院都应派员出庭,’根据这一规定,出席第二审审判的应当是同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人员”。根据这一明文规定,从司法公正、有利益监督的立法原则考量,表明这个同级检察院的检察人员不应由下级检察院的张泽华代理,同一案件的不同审级更不应由下级检察院的同一公诉人张泽华代理。故本案省、市、县三级主诉检察人员均由资中检察院的起诉科长张泽华一人代理,即法律监督程序违法。
    (5)省、市、县检察院不顾一、二审的四次审理均确认曾胜贤不构成受贿罪的裁判,且以相同理由坚持滥抗乱诉,这在司法史上均属首例、罕见。
    案卷材料表明:本案是资中检察院自侦、自诉、自监的案子,只要法院依法宣告曾胜贤无罪或改变定性一次,资中检察院及代表市、省检察院就抗诉一次,但每次因抗诉缘起的庭审都是由资中检察院张泽华出庭代理主诉检察人员,致使本案公开滥抗乱诉:一是将王治仲等人证实“10万元是给环保局解决费用”,而篡改为“送给曾、张二人”;二是将曾安排张向银化出具借条,却被污为“伪造”;三是将张私自放钱在曾家,曾本不知情,而歪曲为“曾收下”;四是将曾责令张将款交至办公楼承建人建办公楼的职务行为,臆断为“得知”汤双规后交款的掩盖行为;五是将检察院骗取的扣押款,蛮横认定为曾的“所得退赃款”。因此,本案曾胜贤的“受贿故意”就是这样被武断认定。名义上是省、市检察院抗诉,实则只有资中检察院一级,屡抗滥诉由此发生,才致资中检察院的违法行为及错误认定一直不能得到纠正。本案清晰可见,省高院原判也作出相应类同的错误认定,漠视曾胜贤的合法权益,致使曾胜贤在多次雪冤后又再次蒙冤 ,逼其曾胜贤将不惜生命也要讨此公理。
    二、省高院原判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 《刑法》第385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在本案中的事实证据证明:一是均无银化公司王治仲等人向曾胜贤、张松林行贿的事实证据存在,认定曾胜贤受贿缺少定罪的主、客观要件;二是资中环保局是收银化公司该款主体,环保局已将该款转化为合法借款(见证据64、68、205页),即属民事借贷法律关系,不受《刑法》调整,况且该款已转国资产;三是曾胜贤既沒有索取和收受银化公司任何财物,又沒有为银化公司谋取任何利益【2000年度征收银化公司排污费84.5万元,比上年增长27%(见证据78页)】。因此,曾胜贤无任何犯罪事实和行为,更无丝毫社会危害性。故对申请人适用《刑法》第385条第1款处罚实属适用法律错误。
    (二)适用《刑法》第25条第1款错误。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在本案中,曾胜贤与张松林既无共同故意,也无共同的行为。张松林代表环保局收到银化公司该款后,曾胜贤安排张松林保管在单位小金库里,曾胜贤从未安排授意过张松林或与张松林商量过要将此款分给个人使用,省高院原判也均无此事实证据证明,张松林擅自送钱和擅自挪用该款是他的个人行为,而不是我们的共同行为,张松林个人行为不能强加给曾胜贤,只能各自对自己的问题承担责任,省高院原判也均无曾胜贤、张松林在本案中的共同故意、共同行为的任何事实证据。因此.对曾胜贤适用《刑法》第25条第1款以共同犯罪进行处罚实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省高院原判第三款“原审被告人曾胜贤缓刑考验期(扣除已执行的考验期)从2006年4月25日起至2007年11月1日止”,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属于典型的违法判决。
    资中法院于2001年10月8日作出(2001)资中刑初字第202号刑事判决,并当日送达曾胜贤签收(见证据7页)。曾胜贤不服该判决并依法申诉(因非法超期羁押,上诉权被剥夺),经资中法院依法两次再审后分别于2003年4月11日、2004年3月24日依法宣告曾胜贤无罪(见证据13、14、22页)。资中检察院分别于2003年4月16日、2004年4月1日提出抗诉(见证据200、204页)。可见,资中检察院均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抗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8条之规定,资中法院对曾胜贤的两次无罪判决均未发生法律效力(也不是终审判决),但省高院却以资中法院并未生效执行的两次无罪判决扣减曾胜贤已被执行完毕的缓刑考验期,严重违背了《刑法》第47条、《刑事诉讼法》第208条之规定。即执行程序严重违法。
    三、想法和请求:
    1、省高院若继续忽悠,并利用掌握的公权力顽固坚持对曾胜贤的错误判决,曾胜贤将用以下三种方式维权:
    (1)穿状衣向全社会及到省级以上党政机关、有关部门跪地叫屈喊冤,其状衣内容为:“涉案三万元,已转国资产;资中检察院,故意办冤案;骗我三万元,指控为赃款;资中县法院,以骗款判罪;内江二次审,裁判未受贿; 申诉近十年,两次改无罪;省市县检院,屡抗至高院;高院滥认定,无赃判受贿;沉冤不昭雪,以命换公正”。
    (2)刺身状向全社会及到省级以上党政机关、有关部门跪地叫屈喊冤,其刺身状内容为:“以非法扣押款定赃判罪,司法黒暗已到登峰造极”。
    (3)曾胜贤将不惜生命与枉法者同归于尽,以推动中国法治社会的清明。
    2、请求司法机关对本案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组织复查,并负责任的书面答复;
    3、请求司法机关按照中央涉法涉诉信访有关规定举行听证会,就本案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进行质证。
    曾胜贤不想标榜自己有多清廉,资中检察院对曾胜贤20几年前所有任职的地方和单位掘地三尺,拉网式、地毡式的内査外调,手段用尽,其侦查结果都已充分证明曾胜贤一生中是清政廉洁的。就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看,曾胜贤既无受贿款、也无退赃款,也未为银化公司谋取利益,更无丝毫社会危害性。故曾胜贤不构成犯罪。
    为维护曾胜贤的合法权益,以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向你院依法提出申诉,请求你院依法立案再审,依法公正审判,依法撤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川刑再终字第17号和(2008)川刑监字第94号《驳回申诉通知书》;依法维持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2003)资中刑再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依法宣告曾胜贤无罪,保障无罪人员不受非法追究,还曾胜贤原本清白。
     
    附:无罪新证据;
 

    注:上述《无罪新证据》充分证明如下问题:
    1、资中县环保局将本案渉案款6万元已纳入办公楼工程款结算,即已转化为国有资产。
    2、曾胜贤沒有非法占有本案涉案款,曾胜贤又何来“受贿款” 和“退赃款”, 这是由证据证明了的事实,这也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
    3、本案根本不存在四川省高院和资中法院(2001)资中刑初字第202号刑事判决认定的所谓曾胜贤“受贿3万元” 和“退出赃款3万元” 的事实,至今也无曾胜贤的退赃证据。
 

                                         
    注:上述《无罪新证据》充分证明如下问题:
    1、 资中检察院2001年6月25日非法从曾胜贤妻子处骗取扣押款3万元现金。
    2、资中检察院2006年1月13日将2001年6月25日扣押款3万元已依法退还给曾胜贤,既对原非法扣押行为的纠正,也是对原资中检刑诉(2001)184号起诉书将2001年6月25日非法扣押款3万元起诉指控为“案发后,被告人曾胜贤所得赃款已退出”的否定。由此可见,资中检察院公然捏造“退赃”情节致曾胜贤入罪,本案纯属资中检察院制造的一桩假案、冤案。
 

                                        
    注:上述《无罪新证据》充分证明如下问题:
    1、资中检察院2001年6月25日从曾胜贤妻子处非法扣押3万元现金至2006年1月13日才依法退还给曾胜贤。
    2、资中检察院对自已的强盗行为买单,并按银行贷款依法承担3万元的利率, 共支付12329.63的利息。这是资中检察院的悲哀,也是司法部门的悲哀﹗

                                      
    注:上述《无罪新证据》充分证明如下问题:
    1、证明资中县法院(2001)资中刑初字第202号刑事判决书,以资中县检察院2001年6月25日收到曾胜贤的扣押款3万元,已作为其退脏3万元的事实认定,并以此坐实曾胜贤“退脏认罪”。显示该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及判决错误。
    2、证明四川省高院维持资中县法院(2001)资中刑初字第202号刑事判决,显然维持的是低级、荒唐的错误判决。却以自己的合法财产判罪,在中国司法史上之首创、罕见。

四川内江资中:曾胜贤
                                        2012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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